門爺

楊志成的繪本當然是給孩子看的，但它們並不通過降低世界的複雜度來迎合孩子，也不把孩子安置在幾個明亮顏色、幾隻可愛動物和幾句正確的話裡。相反，他讓孩子很早就碰到形狀的節制、空間的層次、材料的質感，也碰到黑暗、恐懼、沉默，以及文字與圖像之間那些不能被立刻說清的縫隙⋯⋯

《聖伯夫》看起來幾乎是在邀請我們做一種傳記式閱讀：這是他的椅子，他的房間，他留下的痕跡。可是照片真正呈現出來的，恰恰不是「他是誰」，而是「他不在」。它把你引向作者，又把作者撤掉；把你引向生活現場，又讓現場變成一個沒有主人的物的場面。這張照片不是在給我們一條通往鮑德里亞本人的路。它更像是在那條路剛剛出現的時候，把它切斷…

2025年，因凡蒂諾主導創辦的擴大版俱樂部世界杯在美國舉行。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獎盃上。FIFA歷史上沒有任何人做過這件事。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獎盃上，不只是自戀——這是一個聲明：他不是這項運動的管理者，他要成為這項運動本身。

既然來自伊朗的球迷進不來，那坐在 SoFi Stadium 看台上的，很可能會是四十七年間，帶著對現今德黑蘭政權的憤恨離開的那批人，以及他們的後裔。他們愛足球，也許也愛這支球隊裡的某個球員——但他們不代表那面旗幟背後的政府，正如那個政府也不代表他們。足球說它能超越政治。但在2026年夏天的洛杉磯 SoFi Stadium 里，政治會坐在每一個座位上。

據估算，一個國際球迷飛來美國看一場世界杯，含機票、兩晚住宿、本地交通、餐飲和一張第一類球票，在波士頓要花約八千九百美元，費城約七千一百美元，洛杉磯約五千六百美元，紐約/新澤西算便宜的了，約三千美元，邁阿密最低，約兩千六百美元。這是看一場球，從出發到入場，所有費用加在一起的數字。

此時足球已經是全球最強勢的體育文化商品之一，美國市場也早已學會如何把體育變成金融化娛樂：動態定價、官方轉售平台、服務費、Hospitality、private suite、corporate package，把一場比賽拆成不同消費階層的入口——你買的不再只是九十分鐘，而是你在這個系統裡被安排到哪一層。

小蔣先生當年曾說，沒有永遠的執政黨，但按今天形勢來看，國民黨可以成為永遠的在野黨。

所謂的「總觀效應』，未必是什麼帶著理想色彩的心靈奇蹟，也未必意味著人一進入太空，就自動變得寬容、博愛、超然。它更像是一種觀看被強行改寫之後，人短暫失去自我中心的時刻。當你真的從那個距離回望地球，當你看見它也會落下，當你甚至站在另一個位置上看見黑暗怎樣把光逼出來，很多在地面上原本被說得無比重大、無比絕對、彷彿非…

它們彼此敵對，口號不同，表情不同，通往的世界也不同。

那些在生活中越是容易被忽視的人，在現實中越是容易被遺忘的物，在嚴明這裡越有可能被鄭重對待。

我越來越覺得，權術之於歷史劇，有時很像房中術之於愛情戲。不是說它們不能寫，而是說它們都不該成為觀看快感的中心。

中醫、功夫、國學特別容易成為詐騙的寄生體。因為它們身上同時具備了三種騙術最喜歡的條件：權威光環、驗證困難、情感綁架。

79 歲的帕蒂，依然像老紐約客那樣搭地鐵、出入 Penn Station，她穿著舊外套，背著斜挎包，安靜地站在大理石牆、閘門和人流之間——那才是最像帕蒂的樣子。

若將我這些作品放入藝術史的坐標，這條路徑與井上有一形成某種鏡像。他從抽象繪畫回到漢字表意，在筆觸張力與語義之間建立新的平衡；而我這次反過來——讓文字暫時退出表意義務，測試它在失去閱讀辨識度時，是否仍能作為視覺事件成立。

我看彩色攝影的那條脈絡，其實一直是繞著幾個人打轉：威廉·埃格斯頓、史蒂芬·肖爾、路易吉·吉里，最後才輪到馬丁·帕爾。

Parma 的特色，是那種偏優雅的奶香氣，甜味明顯，鹹度偏低，油脂乾淨到近乎「整潔」，吃完口腔裡不留什麼棱角。而 Serrano 完全是另外一個方向：鹹香直接、礦物質味明亮粗粝，帶著堅果和乾草的氣息，油花進嘴裡有一種「爆香感」。如果說 Parma 是那位走下 T 台還保持氣質管理的名媛，那 Serrano 就是安達魯西亞山城小酒吧裡，剛跳完一支佛朗明哥、汗還掛在脖頸上的舞…

少年對宇宙的好奇來得過早，早得甚至有點不負責任——從舊雜誌、錄像帶到自己想像力的補白，我先於現場獲得了一種後來才知道叫「總觀效應」的視角；於是我很小就把所謂的崇高感安置在現實之外，讓它遠離任何可被驗收的績效與人間的牌桌。

綠燈亮著，隊伍沒動。禁止左轉的牌子像一個簡單的句號。車內有人打哈欠，尾燈偶爾眨一下。停車場的樹被修得很平靜。影子在白牆上伸展，比任何標語都乾脆。一個人握著鑰匙路過，步伐像靜音。郵差車切過去，Brink’s 在遠處。錢與信件同一個陽光，兩種速度⋯⋯